記得以前有一部拉丁美洲的電影，不是挺賣座的，但是卻引起廣泛的討論，也讓人從其中得到啟發，並藉以自省和檢視每個人所存在的社會。
電影的背景是一個拉丁美洲國家，本事是一個公務人員的家庭，先生是高階公務人員，妻子是家庭主婦，還有一個領養來的小女孩。本來日子過得挺平順的，直到有一天妻子帶著小女孩上市場，發現有一個老婦人遠遠的跟隨觀望，眼神中有些哀傷、有些期望，好似想過來說話卻只敢停在遠方踟躕。後來類似的狀況又發生了幾次，婦人覺得女兒的安全堪虞，於是開始調查女兒的領養出處。結局當然十分令人驚悚。女兒的生父母是革命份子，老婦人是小女孩的祖母，拉丁美洲的典型白色恐怖行徑是槍決革命份子，拆散整個家庭。女兒是這樣領養來的，而執行對對革命份子的迫害的正是她先生，整個家庭因而破碎。這電影要說的是白色恐怖是整個社會的夢魘；受害者固然承受最大的苦痛，但是其它冷漠以對的、甚或加害者，也同受其害。
我出生的年代白色恐怖正當盛行。對於所唸的國民小學中的壁畫及政治口號，現在想起來猶歷歷在目。一大片的牆壁只畫了男女兩個小學生，眼睛都睜的雪亮，但兩人都戴上口罩。男學生旁邊的標語是「保密防諜，人人有責」；女學生旁邊的標語是「病從口入，禍從口出」。這就是五、六零年代殘留的印象，一片肅殺。不只是成人、政治的層面，連小孩子的世界也未能倖免。
當時整個社會對於二二八事件的餘悸猶存，而我天性好奇，偶而在一些地方得悉事件零星的片段，總要詢問一二，得到的卻往往是長輩嚴厲的斥責以及再三的警告。地方上有個遠親在台中唸高中的時候跟二二八沾上了邊，後來僥倖沒進了牢，但是升學自然也就不用談了。開了藥局營生，每個月還要到警察局裏報到一次。他家對面則有個「政治思想犯」，平常不住在鎮上，每次回家省親時，前一站的情報就捎到當地警察局，兩個警察就得坐在他家前的麵攤監看他的行蹤與往來人等，要看到他辭別家人上了車，再將情報捎到下一站，自然會有別處的警察來接著伺候。有時候他一時興起，故意買了一個目的地的車票卻住另一個方向走，消息就斷了線，地方上警察局就要偵騎四出、翻天覆地。這就是當時整個社會的氛圍。
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下，幾乎所有的軍、公、教職人員都需要入黨。我父母親都任教職，也自然都是黨員。母親做事認真，是黨要爭取栽培的人。革命實踐研究院婦女幹訓班第一期就要徵召她受訓，無奈她對政治實在沒有興趣，就千方百計的推拖。受不了縣黨部一再的催促，才去了第二期，後來也當選了台灣省黨部代表。省代表上百個人分三排合照，母親坐在第一排距離蔣介石只有六個位子。但即使是這樣明確的背景，白色恐怖並沒有因而遠離。有一次受到了檢舉，說是可能有政治思想的問題。後來弄清楚了，原來是在國慶時沒跟著舉手呼口號。母親也不是故意鬧淘氣，只是當時只顧著跟旁人說話，沒有跟著行禮如儀。好巧不巧，讓當時駐紮在學校中防空塔上的士兵在千百個人中給看著了，層層上報。後來終究因為縣黨部的再三力保，才免了這場無妄之災。
父親所經歷的就更離奇了。父親長於美術，所以常指導學生畫海報。過去的國定節慶，開會、遊行以及張貼海報都是少不了的儀式。父親是比較大而化之的人，海報上的標語，就從經常聽到的政治八股中隨手抓幾句，反正只是應卯麼。沒想到這也出了問題。地方上的黨書記說標題有為匪宣傳之嫌。父親這才急了，翻了遍書，最終在蔣介石著的「蘇俄在中國」中找著了出處，才將書記的指控頂了個正著。以蔣介石的話語來指控「為匪宣傳」也真正是滑天下之大稽了。
外祖父任俠好義，所以麻煩是另外一種。像是二林蔗農事件的領導人李應章，早期因逃避日本人的迫害而旅居上海，四九年後仍滯留不歸，家產因而將被沒入。但其妻兒尚在台灣，生活可能因而沒有著落。外祖父因親友鄰里之誼，做保兼說項，硬是將家產要了回來。這樣類似的事常做，我就親見一樁。有一次到外祖父家中坐，進門見客廳中坐滿了與外祖父相熟的地方仕紳，個個臉色凝重。原來是友人唸高中的小孩在雙十遊行時呼口號時出了事，別人喊的是蔣總統萬歲，這孩子淘氣，喊的是毛澤東萬歲，自然馬上就進了警總。後來外祖父想了一策，讓人請託精神醫師開了診斷書，才免了牢獄之災。但這小孩也硬生生在精神醫院住了兩年，綴學自然是不用說了，人生從此轉了個大彎。外祖父因為常做這樣的事，有個擔任縣市警察局長的遠親因而好言相勸，說這些事都會留記錄的，多了就會出事。外祖父終究沒將這些話放在心上，終其一生也幸運的沒有因而遭殃。
這樣風聲鶴唳的社會養就的小孩也是相同的性格。有一次隨父母坐火車南下旅行，我和弟弟自然是在坐位上待不住的，兩人在車頭車尾之間追逐嬉戲個遍。在後幾節車廂見了個跟刻板印象中不同的女人，一手夾了根煙，肩上披摟著毛衣，腿上卻長了腳毛。當時的反應是跑回父母的座位，附在父親的耳朵上悄悄的說：「那女的可能是匪諜」。父親的反應自然是：「別亂說」。但是沒有社會利害關係的幼小心靈中居然就被置入這樣的心態，長大後有能力自省時想起來就覺得很悲哀。
我自己在很小的時候就經歷了一個小事件。以前小學放學之後，因為家裏近，總在學校裏滯留玩耍。學校廁所的牆水泥剝落已久，有一天看到工人刷補了水泥，不久幾個附近的小孩從竹掃把抽出了竹枝，在將乾未乾的水泥上塗鴨，當時也未留意看。後來天將昏暗該回家了，再經過那兒的時候，廁所附近已經是滿佈軍警。廁所附近被整個拉警戒線圍了起來，旁邊還架了強光燈，有人照像採證。原來水泥上塗鴨的幾個字是「蔣介石王八蛋」。父親是當週值班的導護老師，自然也被召來協助處理。我見父親來了，在人比較稀疏處要跟父親講我的見聞，父親還沒等我說到一半，就摀著我的嘴拉我到一旁的樹後，嚴厲告誡我不要亂講話。父親是怕害了那些小孩；也怕我從此跟這件案子粘上了，脫不了身。這個事情有點像台灣版的「晶晶的生日」，而父親心中的忐忑，大概也與陳若曦相若。
隨著年歲的增長，就從事件的旁觀者慢慢的變成當事人。高中時編輯校刊，當年學校的大事是動員學生將原本黃砂滾滾的操場植披，變成油油綠的一片片。所以校刊的封面就請了擅長美工的同學手繪了一幅花花草草隨人戀寫意的卡通。沒想到送給訓導主任審核的時候就出了問題，問題在花。這位同學所繪的花過於寫意，只是幾十片花瓣幅湊在一起，但在訓導主住的眼中像是向日葵。向日葵是大陸的國花，放在校刊封面自是大大的不妥。但訓導主任畢竟沒往壞裏使，這件事情最終以更改封面收場，然而我對於歷史中所學到的文字獄就有更深的體會。
大學時頗熱衷於課外活動，在學生會中任職，也參與校刊的編輯。這些活動大概都是被認為比較敏感的一類，所以起先教官照例三兩個月就會來關照一下要不要入黨。我總是以父母親都已是黨員了一類的說詞推拖過去。後來大概被認定是冥頑不靈了，就換了態度。當時學校裏的學生黨部是依系所、院、校分級建制的。學校裏最核心的學生黨組織以國文課本中學過的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之一為名，還負有「安定校園」的使命。有一天，有個與我相善且在核心學生黨部的同學匆匆忙忙的跑來告訴我，我與另外兩個編學校其它刊物的同學被檢討了。我起先也沒在意，後來才知道影響可能有多深遠。當兵的時候連長與我甚相得，在他的單位服役過半年之後，大概他覺得我沒有什麼異樣，才調侃我說：「你的人二資料很精彩」。也許當時在學生核心黨部在談論我的事沒有什麼特定的惡意，只是閒話一句。但是就這樣的一句閒話，可能就貼了人一輩子的標籤。有一位同學的哥哥，就因為他同學的閒話一句，至死前警察局每個月派人訪談一次。比我前面講的地方上的遠親還冤，至少那位還跟二二八沾得上邊呢。現在曾經在這個學生核心黨部當過會員的人多有從政者，不知道他們怎麼回看過去的這一段？
編校刊時還因為整理一個校園掌故專題採訪了一位任職銀行高階主管的前學生會主席。他是光復後第二屆的學生會主席，是我當時找得著最資深的。其時社會氣氛已略見和緩，所以他願意接見我。但是由於他經歷過的過去，他先摒去左右，並且跟我約定那些東西不能寫。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當第二屆學生會主席的理由。他原是第二屆學生會副主席，但是第一屆及第二屆學生會的主席都給槍斃了，他就順理成章的成為主席。他那時講來輕快，但經歷過的卻不知有多少的驚恐。當時憲兵司令部及台北憲兵隊就在學校左右，半夜翻牆過來捉人是方便的平常事，像是台語中的「行灶腳」一般。
大學裏還有許多職業學生。以前常出亂子的系像是哲學系、數學系、醫學系、政治系、法律系等，都可以看到職業學生的蹤影。這些人有共同的特點，就是年紀大、轉系頻繁。有時候到了將近三十歲了，還在校園裏遊晃。轉系頻繁呢，可能是任務需要，也可能是在一個系上因職業工作的關係，功課跟不上，就轉系從頭開始。這些人就在社團、學生活動中間穿梭，什麼時候報告些什麼，沒人知曉。我有個同班同學不耐煩教官每個月檢查男生頭髮的嘮叼，在宿舍貼了張海報，大意是說憲法讓我們滿二十歲可以投票，也可以結婚，為什麼不可以讓我們管理自己的頭髮？這樣的舉止今日看來簡直是溫順極了，但是在當時就是反動。當然不久之後就禍事了。他父親原來是在教育界工作的，託了許多關係才勉強留校察看。宿舍中的舍監教官一學期中見不著一兩回，舉發的怕就是這些遊走在校園中的職業學生。
研究所時留學在美，原以為就遠離了這一切，事實上大謬不然。有一次到學生活動中心地下室自動提款機領錢，恰好撇見台灣同鄉會借用學校會議廳開會。一時好奇，往裏頭探探。沒想到就有個台灣學生模樣的人冷不防的從角落冒出來，質問我是否來參加會議的。不久之後，有位同學告訴我他的室友有寫日記的習慣，有天不小心將那本「日記」本翻開放在他桌子上，裏面記的原來是校園裏其他同學的言行。那時候才知道一個只有三、四百台灣學生的小地方、且遠在異地，也如此的羅織密佈。
有一個同班同學在康州唸書，是當地的黨小組長。有一次到紐約去玩，晚間聽說有台灣同鄉會的活動，就去會場後排聽聽，算是長長見識。散會後任意找了一位在紐約唸書的同學借住一宿。到了十一點多，在借宿的同學家話機竟然接到指名要找他的電話。話筒一拿起，遠端劈頭就罵，說：「你是黨的小組長，怎麼可以參加這類的活動？」查察之嚴密，令人驚悚萬分。
在海外除了接觸到以前見不到的書，譬如在四九年後滯留在大陸的學者和作家寫的書，也會接觸到以前在新聞封鎖下的見不得光的那一面。與同一層樓另一系一位來自台灣的教授後來結為棋友。他兄弟姊妹共九人，卻花菓飄零散居大陸、台灣、美國三地。兄弟姊妹中俊彥輩出，有的是跨國公司的亞洲區總裁、有的是一國國家科學事務的主管等。起先交淺時問他可曾返台，他總只是搖頭。後來熟了後才知道他家裏遭了極大的變故。他父親在抗戰勝利後被指派來台管理台電，應該當過孫運璿的上司。當時整個台灣只有幾部黑頭車，他家裏就有一部。四九年時局緊張，恰好有公幹，他父親便派了個秘書赴上海，順便讓秘書帶了封家書給在上海的二兒子。那知那秘書帶回的家書卻是二兒子要他「保產起義」。他也不知道他秘書看過沒，白色恐怖的年代人人相疑，心裏不知如何是好，便和管情治的友人相商。那情治單位的頭跟他說：「匪諜自首都既往不究，何況你不是，我保證你去走個過門就沒事。」便決定與秘書去警總主動說明。從此就一去不回，官方也從來沒個交待。家中失去了依靠，又被貼有政治立場的標籤，日子自然是非常難過。要出國也不讓去。後了又隔了幾年，終於放他出國，他從此不歸。解嚴後我慢慢的從報刊雜誌中拼湊出個大概，根據大難不死的獄友追述，那秘書是在入監第二天就被槍決，而他也在一個多月後也遭槍決。九零年代在六張犁公墓挖出兩三百具枯骸，怕其中就有其遺骸。
社會的現象可以其正常面看，也可以從其異常面看。有一個也是在康州唸書的學長，他去看牙醫卻看出了精神疾病來。原來他要牙醫拔掉他的臼齒，牙醫用x-光檢查後看不出個所以然，要他再檢驗、考慮，他說黨特務在他的臼齒中植入發報機，他所講的每一句話恐怕都遭到錄音。他是學物理的，所以發報機也不算是想像之外的，而那樣的社會氛圍，有諜報一類的奇想也是在意料之中。
白色恐怖之所以令人畏懼，不只是因為受難者及其家屬的特別慘痛經歷；肅殺的氣氛彌漫滲透到社會的每個角落，人與人之間相疑，而且不分年齡，甚至不分階層。白色恐怖領導人自然要負最大責任，但能成為整個社會集體的氛圍卻要社會中許多人的參與，像是站在暸望塔上的那位士兵、或者是那位地方黨書記，這些人都有利害關係要照顧，也都成為白色恐怖的參與者，這樣白色恐怖才能夠徹底的掌握所有的人。
白色恐怖的年代好像已經遠揚，但這並不表示它不會以另外的型態再回來。死亡和禁錮是過去白色恐怖施加在受難者的典型方式，但是要傷害、摧毀一個人還有其它至少有相等效力的方法。只要是有部份人的意志可以透過社會集體的歇斯底里來宰制每個人的言行，這就是白色恐怖。我常在想怎麼樣才能讓白色恐怖不再發生，透過法律、制度等來規範、防止似乎是常聽到的方法，但是白色恐怖的年代不也有與現在相差不大的憲法保障基本人權麼？要人不計身家利益挺身與之相抗是要求太過，但是消極的怠惰與冷漠不參與卻是可以做的到的。只要這樣的人多了，白色恐怖就不會鋪天蓋地、滲入每個角落，也就不成其社會氛圍了。在美求學時我有個棋友，他的棋是文革的時候學的。他說文革的時候如果專注技術研發會被講是「白專」，但參加那些政治活動不是他的本心，不能不做事也不能做事，就下下棋吧！文革之後有許多傷痕文學記載那十年的人性扭曲，但是在他的回想，他覺得安心極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