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在台灣--地方見聞

家裏以前住學校的宿舍，是日式的房子。房齡幾乎跟校齡一樣久，學校是明治38年 (1905) 成立的，而木造房子在 1909 年落成啟用。這時候離日本殖民台灣不過十餘年。小時候家中器物的名稱的學習，幾乎都是以日語稱呼的，譬如玄關、畳 (榻榻米) 、障子 (滑動紙門, shoji) 等。

家裏的右手邊隔一幢，是校長宿舍 (http://www.youtube.com/watch?v=ULrfDtzaNAk)，再經過舊校門，是大禮堂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A%8C%E6%9E%97%E5%85%AC%E5%AD%B8%E6%A0%A1%E7%A6%AE%E5%A0%82)。禮堂蓋的晚些，是 1938 年建的。據說建的時候是當時整個台中州 (1909年後彰化并入台中州) 最大的廳堂。至於為何將這麼一個舉辦儀式的大建築蓋在濱海之隅的小鄉鎮，我始終弄不明白。校長宿舍及大禮堂最終都成了歷史建築。

大禮堂宏偉、校長宿舍幽靜，各自有其歷史風貌，但入我心的卻是家中一塊不起眼的木板上用類似圓規針尖刻的三個字「鹿兒島」。鹿兒島在日本本島九州的最南端。刻的筆跡俊秀，卻不像是漢人的寫法。以前常常想鹿兒島三個字是在記述這塊木頭的出生地呢？抑或是遠離家鄉的遊子在木板上雋刻對家鄉的思念？

來台灣的日本人除了最早負責征戰的軍人外，教師和警察及各級公務人員恐怕是最多的。像留下許多台灣原住民文化人類學史料的伊能嘉矩的本職就是來當教師的，而且是在 1895 不久之後就來了。電影「賽德克巴萊」依1930 年霧社事件原樣重建的攝影棚中連遠在仁愛鄉的深山之中學校、警所也都伸進去了。

除了這些負殖民任務的公務人員外，另外就是庶民的移民。在靠海的地方有一塊墾殖的大農場，日據時代叫秋津村 (Akitsumura) ，名字雖都是漢字卻沾滿濃濃的日本味，現在改叫漢寶了。聚居的是遠從日本來的農、漁民。1895 年日本接手台灣先做了人口普查，當時台灣人口近三百萬。日本人的移墾，是整個殖民政策的一環。以精簡的漢式政治語言來說，就是實邊。

母親的娘家寬敞，日本人租來當煙酒專賣局，局長的宿舍也在其中。局長是一個自高雄市長退下的日本人，這是典型的日式企業、公職退休的酬庸。有個女兒 1939 年在公學師範部 (現台北教育大學) 演習後，分發到與父親同一鄉鎮的地方執教。教過我二姨，算是房客兼西席。二戰後當然遣送回國，回日本之後從教師退下後轉成作家。1983 年出了一本轟動日、台的小說《婆媳之間》，這就是新開千枝子 (Chieko Shinkai)。新開對於童年、青年在台灣的日子有許多的回憶，退休後常寫信給外婆。外婆雖唸過高女，但年事已高，要母親代筆。母親只好重拾已放下多年的日文。

來台灣時思念日本，回日本時卻思念起台灣，這就是整個國族因貪婪所自尋的流離。

台灣是日本南進的中繼站，但在二戰末期已無以為繼。三菱重工業在二戰時曾幫日本打造一萬兩千架飛機，此時變成三菱輕工業—沒有鋁、鋼，剩餘的飛機只能是木造的。母親在台中唸初中時，每日得扛著鋤頭、自帶便當，從學校步行一小時到水湳機場。此時已連木造的飛機也殘存無幾，偌大的機場空著，閒種蕃薯去了。糧食都是配給的。台灣人猶偶有鄉下親友的周濟，日本人卻只有配給品。日本同學的便當多像一面日本國旗：米飯正中單放一顆紅酸梅，添一點味道兼防餿，此外就一窮二白了。

戰後母親坐台糖的小火車通學。地方上有機場，駐紮有日本空軍，戰後尚未及遣送回國，經常看他們出營區搭小火車四處嬉遊。後來遣送的差不多了，最後一支空軍搭乘僅剩的木製飛機離去。臨了在天上盤旋，向久駐的地方揮手告別。沒有想到木製的飛機如地不耐；一頭栽下去，別不成了。以前騎車經過見到路邊標誌墜機事件的小小石柱時，就莫名其妙想起「落花猶似墮樓人」這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