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非 （一）

有一陣子我很苦澀的向人宣稱我認得的律師比物理學家還多，這是實話，一點也不誇張。前後期同學從事律師行業的我幾乎認得周全。

 

跟律師一起工作倒不一定是訴訟，像是寫合約、策略談判，律師的專業也是不可或缺的一環。但這些些事的得失不容易察覺，因此得失之鑑是路漫漫其修遠兮，短時間內不易見分曉，做的當時心理壓力自然會輕些。

 

民事、尤其是刑事訴訟，判決出來是一翻兩瞪眼，輸贏立見，因此管理訴訟時心頭要承受極大的壓力。刑事官司還可能會有自由刑伴隨，因此一般人怕極沾染訴訟，自古稱「官非」。也因為這個根深蒂固的觀念，亞洲的公司在訴訟這一件事上通常比較保守被動，往往只是防禦與反擊，鮮少用之於攻城掠地。

 

任職工商業期間，因緣際會，兼管公司的策略訴訟。公司雖然不小，但是由於一般觀念上以為官非，自然法務部門丁口單薄。雖然訴訟事件一般都會有外聘的律師事務所，但有些事涉內部事務，官司的事就必須由法務經理、我的助理和我三人親力為之，也因為如此，打官司真打出了心得。

 

在我任職期間，比較大的策略訴訟打了兩場與美國政府的官司、三場民事訴訟與仲裁。

 

與ITC 的官司自然不是我們挑起的。美國的公司有些擅於以專利侵權、反傾銷、反壟斷來殺伐征戰。反傾銷通常是美國業者告一國外地區的同業惡意削價競爭。這個官司打來較篤定，公司沒有削價惡意競爭的意圖和事實，請的律師又是國內打反傾銷官司的權威－據我所知，他沒在任一場的半導體反傾銷官司吃過敗仗，這場和 ITC 的官司就一馬平川、輕騎絕塵的過關了。

 

再來是反壟斷案。在臺灣熟為人知的是面板案，但是其實還有DRAM 案。兩個案子密謀於約略相同的時間，只是案發時分有早晚之別，而前案對後案的發展實則影響甚大。反壟斷的對手是美國的司法部 (DOJ)。我幾乎沒聽過反壟斷官司打贏 DOJ 的例子。被告方被判有罪的話，除了公司的钜額罰鍰外，高階主管還有自由刑：在 DRAM 案中，最高關到業務副總，一個公司 4~6 人，刑期半年以下、4~6 個月，關在輕刑犯監獄，權且當為國犧牲，人生旅程休息後轉個彎；面板案則懲罰大幅加重，層級最高關到董事長，刑期一到數年不等，這是人生中極難承受的創傷。

 

與DOJ 打官司完全沒有勝算，因為 DOJ 大致都先掌握了污點証人，所以有良心、有經驗的律師大概都會建議直接認罪，罰鍰較少、刑期也較輕。

 

DRAM 案起始時有其它公司的人來邀請參加全球產業控制產能的會議，我先不置可否。隨即請教了律師，但是問的問題是：「為什麼 OPEC 可以聯合減產，而我們不能？」其實我心裏已經打定主意不想也不能參與。律師俏皮的說：「因為OPEC 可以制裁美國、而美國可以制裁你！」這當然是因為國家主權的關係。隔天有個同業的總經理打電話來諮詢、参詳意見，我的看法是此事本就有法律風險；另外，我們的市場各自份額不大，參不參加無關成敗。穩坐釣魚台、坐享其成才是正理。再過一個星期左右有個記者打電話來問：「聽說業界在商議減產？」我心想來邀我的人怎地如此大意，將此等絕密事由洩與記者？禍事了！只能順勢藉記者的口自清，用 007 常用的俏皮話：Don’t even think about it. 據說後來 DOJ 調查此事時，這句見諸於公眾的話首先撇清了我公司的關係。

 

DRAM 的反壟斷案後來臺灣的廠商雖然有些被調查，但是最終都沒受到牽連，基本上都是由於公司對於遵守法律的自覺。案中由於有美國的廠商、熟悉美國法律，率先做活點證人得以脫身，其它國家我認得同業的業務副總均有所牽連，紛紛中箭落馬。

 

這件事的結局也影響後來面板案的發展。韓國廠商由於在 DRAM 案受創甚鉅，學到了教訓，在面板案中首先站出來做污點證人。此舉動臺灣有些人頗有微詞，名之為「抓耙仔」，我深不以為然，台灣公司的法遵都藏到哪裡去了？而且，如果在韓國廠商 DRAM 案受到教訓而沒有用之以在面板案上保護公司及員工，那是不智而且失職的。

 

這兩個官司學到的教訓是消彌官司於事發之前，如孫子兵法所言。無論如何，民不與官鬥，跟官方打這類的官司最多是不受重傷，不可能贏的。兼之這些官司有些是美國廠商容易用以征伐世界同業的工具，經營公司怎能不放在心坎上的第一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