唉！都是魯迅提顧頡剛的「大禹是一條蟲」害的。
唸研究所時，本科是冰冷的物理，工具是抽象到不行的數學。許多研究上的進展不是端坐在書桌前就會有一分耕耘、一分收穫的。一個問題經常要在心頭盤桓許久，又漸漸淡去、甚或忘却。却在心頭放空時，又倏然而至，豁然開朗。
這閒暇之餘，就得學項蓮生的「不為無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幸好居住地雖小，中文圖書的館藏却還整齊。重温金庸、梁羽生自不待言，台灣當時見不著的三○年代小說也能一一訪讀，兼及上世記中文顯學的紅學與甲骨—許多紅學大家諸如俞平伯、周汝昌、吳恩裕等的書台灣也見不著的。但岔路走的最遠的，却是因慕「大禹是一條蟲」的盛名去咀嚼顧頡剛 [2] 的《古史辯》[3] 七大冊。自此後，言必稱三代，誤矣！
顧頡剛開始寫《古史辯》時 (1926) ，李濟 [4] 還沒接董作賓的位置開發安陽殷墟 (1928) [5]。關於商代，雖然在世紀初有甲骨文的大量出土而得到初步的佐證，但當時其它的證據都還付諸闕如。鄭州商城 [6] (1955)、偃師商城 [7] (1983) 又是較以後的事。對於夏代的歷史，更只能從斷簡殘篇的故紙堆中去講究，譬如《尚書》中的《夏書四篇》，所以才有「大禹是一條蟲」這麼無端的一句話。
直到二里頭 [8] (1959) 開挖以後，夏文化才有些確實的跡證。剛開始時，二里頭到底是夏文化還是殷商文化還頗有爭議。現在學術界的意見已漸趨一致：二里頭遺址早、中期是夏文化，後期與商文化有重疊。三代之首的夏，從此有了考古的實質支撑。
上世紀中國考古的最大進展，是文字記載與考古活動的相互印證。在文字方面，除了歷史記載之外，甲骨文對於商代的文化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兼之有數地商城殷墟的發掘的相互參照，逐漸變為信史。以殷王世系來說，《史記》所載殷王世系在經過甲骨文記載校正後，發現只錯了一兩個地方。司馬遷撰寫《史記》時，已是在「天命玄鳥，降而生商」一千四百年後。尚能精確若此，實在會令人感佩。
對於夏文化，我們的暸解也許永遠無法追及對商文化的瞭解程度—夏人並沒有留給我們類似甲骨文的文獻。但從山西的襄汾陶寺 [9]、河南的嵩山聚落 [10]、新砦遺址 [11] 乃至於大邑二里頭的開挖，在出土的文物及遺址中作者試圖勾繪先夏、夏文化的傳承、變革與發展，從而看中原地區逐漸孕育出中國的概念。
哦，差點忘了。作者許宏是二里頭工作隊隊長。他雖然不似李濟是中國考古的開基祖，但在二里頭遺址的挖掘工作就如同李濟之於安陽殷墟。
在中嶽嵩山百公里半徑的範圍內，這些遺址密集分佈。這是古中原，考古的朝聖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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