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親經歷的二二八

民國三十五年四月，我母親入學台北女師 (現台北市立大學)。之前日本人的學制是三月結束，但大陸的學制是七月開學，所以新生入學先唸三個月的書，等待開學。到三十六年二月，已經唸了近一年的書。

二月二十八日那天學校照常上課。母親的教室在二樓，聽見外面鑼鼓喧天，都納悶是那位神明華誕。接下來的發展越來越不妙，有幾位外省籍的老師不知道發生事件正常赴校上班，在路上被毆打成傷，連會操閩南語的福建籍老師都未能倖免，只有懂日語的東北籍老師躲過一劫。

當時的校長是任培道，學校沒有配宿舍。她住的是他弟弟的宿舍，與學校只隔著一條愛國西路。不巧她弟弟是前任公賣局長，所以宿舍受嚴重攻擊。當時的公家宿舍都是日式平房，外牆多是玻璃。任培道被困在其中。學生聽到校長受攻擊，就蜂湧至校長宿舍保護校長。見到任培道時，已受傷流血，是被砸碎的玻璃濺起碎片割傷的。

到了下午，學校見情勢益發嚴重，宣佈無限期停課，住宿學生需將自己行李全部清空。宿舍在馬場町 (現青年公園一帶)，平常走路上學需半個鐘頭。母親跟台北市的同學借了腳踏車，先向南回宿舍，駝了行李，再向北行。

當時外祖父在台北有物業，在延平北路上。母親經過台北大橋頭附近時聽說大橋頭已用多根巨圓木封鎖，為的是阻絕自南部北上的軍隊。當時台北大橋是出入台北唯一管道。大橋頭兩邊民居樓上有人拿手榴彈把守。

沿延平北路繼續北行到了太平國小、永樂國小一帶，學校圍牆與馬路之間是人行道，當時沒有鋪地磚，土地不平雨後有水漥，看到有水漥處有具屍體。這具屍體放在那邊，幾日沒人收。

外祖父見局勢日益混亂，央請同鄉鄰親李應章 (二林蔗農事件領導人) 之妻攜帶其大媳婦、次子、長孫及我母親坐火車回鄉下先避鋒頭。火車尚有行駛。至彰化後換員林客運，行駛至溪湖，客運公司已宣佈停班。只得在溪湖住下。隔日清晨搜羅了人力車，只得兩部，載長者以及婦幼先行，母親和李應章次子徒步走回老家。

幾日後，軍隊抵台，開始清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