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老婆定義的「天然食材」，是從物料、添加物、製造過程到包裝、容器都要完全透明的。於是從超市買了黃豆、白芝麻，到中藥房買了南杏仁，自己買了製豆漿機來磨、煮。以為這樣做的豆漿從原物料、製作到成品都是自己掌控的。這樣做出來的豆漿再加上麥片與葡萄乾烹煮出來的不知名的粥糊，當成早餐吃了好幾年。每次驗血的結果都在醫生近乎嚴苛的各種值域的區間內。無糖、無油、無鹽、高纖又降膽固醇，常常自以為是健康食品。
沒想到還是敗給基改食物了。原來其中的黃豆是基改的食物機率甚高，台灣有百分之九十的黃豆是基改的黃豆，而且台灣沒有區分食用及非食用的黃豆。
對於基改食物，我倒沒有許多人從本能上或宗教、倫理的反感。事實上我們所吃的近乎一切食物，都有基因改良的痕跡，只是基因改良的手法不同。我們現在吃的米飯，與良渚文化遺址中的粳米殘粒，已有非常大的差別。按照生物自然演化的速度，不可能幾千年就有如此翻天覆地的變化。至於水果，更不用說了，許多品種，像是釋迦鳳梨、金煌芒果等，都是近年培育出來的新品種。只是以前基因改良的手法，從嫁接、混種雜交、擇株不等。用試誤的手法，從原來沒有方向性的突變中挑出極少數成功的例子。而現在的基改不過是準確的將希望的顯性直接以 DNA 的方式植入。如果以戰爭來當比喻，以前的基改是傳統戰爭的狂轟爛炸；而現在的基改是用精靈炸彈，手術式的精準作業。
那基改黃豆我又怕什麼呢？1996 年上市的基改黃豆
(genetically modified soybean) GTS 40-3-2 [1] 最大的「改進」是它的抗藥性 (抗什麼藥待會兒說)，而這抗藥性是來自截取抗藥性很強花椰菜鑲嵌病毒 (cauliflower
mosaic virus) 中一段質體
(plasmid) DNA。
黃豆本身有胰蛋白酶 (trypsin)，足以對付大部份的病蟲害。會妨礙它的收成的，就只有與之競爭養份及生存空間的雜草 (weed)。所以傳統的黃豆以前植栽時會每年噴一次除草劑。這除草劑是全世界最常用的農藥之一。學名是草甘膦 (glyphosate) [2]，美國的商品名叫 Roundup，在台灣叫年年春。這除草劑之所以流行除了是因為有效外，最重要的是對人體毒性很低。但它噴灑時，也會傷及黃豆本身，阻斷黃豆芳香族代謝產物的生物合成 (biosynthesis of aromatic
metabolites)，這也是它用來殺死雜草的機制。由於人類本身沒有這一類的生化機制，所以草甘膦的殘留對人類的影響也較小 (但是喝個 100 ml 也足以致命！)。因為草甘膦對於傳統黃豆的生長也有影響，所以過去農民在噴灑時有自利動機的節制。
但是基改的黃豆因為對草甘膦有抗藥性，農民在噴灑除草劑時，沒有傷害黃豆的顧慮，使用次數及量都增加了。這使得植栽的地點的公共衛生亮起紅燈。從 1996年起，黃豆產地的公共衛生研究顯示除草劑的使用增加與慢性病的增加之間有顯著的相關。另外，在德國柏林的公共衛生研究中發現在人體尿液採樣中，草甘膦的含量竟達當地飲水最高容許量的 5~20 倍 [3,4]，顯示除草劑殘留的問題比我們想像中的嚴重。
所以基改黃豆要擔心什麼呢？第一個是大多數人真正的擔心，其實是這植入的基因片段吃了會怎麼樣？這一段基因會不會被轉錄到其它植物 (譬如雜草，變成抗除草劑的超級雜草)，甚或人體上？基因工程科學家的回答是肯定的 No。原核生物 (prokaryotes) [5] 與真核生物 (eukaryotes) [6] 最大的不同是真核生物有細胞核，所有遺傳物質被緊緊的包裹在其中，而原核生物 (譬如細菌) 沒有細胞核，所以遺傳物質容易互相交換。這是為什麼真核生物要靠性來交換、重組基因；而原核生物卻如此容易突變，對抗生素的抗藥性如此容易傳播的原因。基於對分子生物學的瞭解，我相信這個說法，但是很多人是不買帳的。
另外的兩個顧慮是基改黃豆的農藥殘留以及在植裁過程中對環境的影響，尤其第一個對我是迫切的危機 (clear and present danger)，我現在己經改用有機黃豆。但這只是聊以自慰，因為食品檢驗的把關才是問題的癥結。標有機的真的就有機嗎？只要嚴格檢查農藥殘留，這個問題的威脅就較小。
公平的說，這兩個顧慮不是基改食物所特有的。草甘膦是台灣使用最廣的兩種農藥之一。沒有基改食物，它也一樣存在於環境及食物之中。問題又回到最基本的，食品檢驗與環境控制。
我已經努力親為食物，但還是留下令我遺憾的缺口。做豆漿時，沒像老婆做時先將材料泡一整晚，現在腸子都悔青了。園子中還有些空地，也許我應該自己種黃豆、小麥、芝麻、杏仁及葡萄。眼見為信。
